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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重任的陶行知从香港走向世界

时间:2011-06-28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佚名

1936年7月11日,陶先生从香港乘海轮出发,开始了他责任重大的出访。第一个到达目标是英国伦敦。当天,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第一版刊登消息,标题就是“大众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国”,同时还发表了短评《送陶行知先生出国》。短评说:“我们送陶先生,不是因为陶先生是自己的朋友,我们要送他,是他这次出国负有大众的使命”,希望陶先生“在国际上取得最大的同情回来”,“特别注意散处在世界各地的侨胞……激发他们一起来救祖国,请陶先生把救亡联合战线的种子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里去,要他们织起来,成为一条保护祖国的世界战线,……使国内的救亡运动和国外的紧紧结合起来。”

陶行知1914~1917年曾在美国留学。回国后,他潜心于对中国旧传统教育的改造,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日益深重,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深得国内外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如今,他要到国外去“取得最大的同情回来”,肩负的使命是很重的。临出国时,他写了《我要看看世界》一诗:

我是一个大孩,

我要看看世界,

认识世界,

和大家一同来改造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的一块。

如果世界好,

中国不会坏。

要想中国好,

世界不可坏。

我们要认识中国,

同时要认识世界;

我们要为世界改造中国,

同时要为中国改造世界。

陶行知这次出国,国民党政府不发给出国护照。他离开上海的山海工学团,先去广东、广西宣传抗日救国,于6月6日到达香港,在香港办手续,绕道出国。在香港期间,他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日报》写了《文化解放》、《一件大事》、《民众运动》、《抵抗论》、《树下谈话记》等一批文章,内容都在于突出抗日救国这件大事。同时,他还参加香港民众歌咏团演唱会,抗日的歌声令陶先生振奋,认为这是他在香港度过的“最快乐的一晚”。但这次演唱会在第二天就受到香港当局的干预,罪名是“歌词里打倒的呼声太多”。为此,陶先生写了《还是不多》一诗:

别人听了,

心里难过。

歌声可以,

打倒太多。

那时的香港当局怕得罪日本人,对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采取压制的态度。在香港期间,陶先生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邹韬奋一起研究修改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草稿。修改后,邹、陶两人先签字,再送到上海交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发表。陶先生在这个文告上签字后,留下了一首小诗:

大祸已临头,

箕豆忍相煎。

摩登万言书,

我名最先签。

陶先生签字后接见了《生活日报》记者,谈到“要救亡,必要抵抗。就要有比敌人更大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力量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要在救亡上联合起来,那就造成了这力量。”陶先生希望南京国民党政府与红军携手,共同抗日。7月25日,文告正式发表。同年8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写了复信《论团结御侮一一复沈、章、陶、邹》,表示诚恳地愿意与各党派、组织和个人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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